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袖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断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一观念并创造性地丰富其内涵,另一方面站在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高度不断强调这一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无疑继承了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从而在当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教育思维的历史的和内在的连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环境和新问题也促成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创造性思考。进一步说,虽然从语言表达的形式上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它的意义却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意义上的变化,在实践的层面表现为它与当代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新追求和新需要紧密相连,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已经不只是一种宏观上的指引,客观上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教育立场。在此基础上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一观念渗透到了对教育方方面面的认识之中,这便使我们能够从他关于教育事业基本问题的论述中始终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教育立场”的意蕴。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卓越的全局意识和辩证的思维,具有反观历史和前瞻未来的宏大格局,不仅具有政治家的气魄,而且具有文化和理论视野上的个人特征。这一切的品格体现在关于教育的论述上,能使我们感受到其教育认识格局和境界的高远宏阔,同时也启示我们必须在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上理解他的认识,并需要以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来阐明他的思想。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我们会发现他对教育地位、教育目的、教育任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育改革方向以及对教师的要求等问题均有契合时代精神的认识,而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立场”就融汇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

教育自古以来在社会生活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年前的《学记》中就讲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简洁而充分地说明了教育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从而在中国教育文化思维中始终内含着教育与生活秩序和理想的有机结合。从理论上讲,这种教育思维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倾向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倾向会有所不同,但无不体现具体历史阶段的主流的和积极的追求。应该说,这也是教育与政治的互动原理在教育宏观决策思考中的具体表现,反映的是基于实践逻辑的实践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地位的认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洞悉世界发展趋势,站在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的全局性、战略性的认识。他不仅继承了祖国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总结和发展了党领导人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因而,他关于教育地位的认识既是中国优秀文化思维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地位的认识,集中表现为他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7年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他继续强调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足见他对教育地位的认识是明确的和始终一致的。为什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呢?对于这一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答案是有所差别的。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就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追求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教育即使被置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也凸显出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倾向。1982年1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这被认为是我国最早明确提出“教育要先行”的文本,就其内涵来说,反映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战略思想。现在看来,这一关于教育地位的认识是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随着改革发展的成效显现,教育与经济之间逐渐形成良性的互动,我们党对教育地位的认识就从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先行发展逐渐过渡到了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优先发展。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这就明确体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一认识,相较于强调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无疑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 “人力资源”不只是指向经济领域的,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优质的人力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更进一步强调了教育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教育的战略地位提高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对教育地位的认识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首先与他对教育事业高屋建瓴的理解密切相关。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他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仔细分析这一论述,就可以看出教育在他的认识中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也不仅仅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要选择,而是与人民综合素质、人的全面发展,与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以及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的伟大事业。其中的人民综合素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元素很值得我们品味,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的作用因此而被提升到神圣和崇高的层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育的概念可以因此而具有不同于以往的、与社会发展更具有操作性的意义联系。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到教育之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价值。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的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这段话看似通俗,其中的道理却是深刻的。之所以说通俗,是因为教育本就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与人才成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之所以说深刻,是因为这段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结构性的新信息,即教育在人才这种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上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基础性,是说教育是为人的发展奠基的,要知道一个人最终能够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建设者,必须先从有效的教育中获得基础知识和关键能力才有可能,而学校教育恰恰就是要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所谓先导性,是说教育必须面向未来,并以此对人的发展发挥超越当下的引导功能,人总是在当下接受教育,但人接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当下,而是要适应未来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要求;所谓全局性,则是强调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是要为社会整体服务的,这显然就既走出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阶段性策略,同时也超越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阶段性目标,使教育在功能上直指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学者认为:“‘优先发展教育’潜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思想基础可溯源至传统儒家教育价值取向和近代‘教育救国’实践,而真正形成战略决策则始于‘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和 ‘教育强国’的理论建构。经过几代国家领导人的持续倡导,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已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远见卓识。他对教育的认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仅如此,他视域广阔,诸多思考均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因而他关于教育的认识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思想的引领下,我国教育获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完备,国家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仅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2012-2021年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从1.17 万亿增加到2.29万亿元,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我们相信,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地位的认识必将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发展,并能使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具有自信心和自豪感。

教育作为重要的人文实践活动自然是有目的的,但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既好回答又难回答的问题。说它好回答,是因为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已经存在着许多现成的答案,而且我们也很好理解一个客观事实,即具体的教育活动和抽象的教育事业的主体均有自己通过教育要追求的理想结果。说它难回答,则是因为目的既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部分的,既可以是阶段性的也可以是终极性的。简而言之,“目的”本身必是人借助一定的过程来追求的,但作为主体的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各自的目的在内容上存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文本上,就会出现不同语境中的“目的”内容的差别。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在目前的教育语境中,“目的”“目标”“任务”几个概念,虽然在语言学上属于三个独立的语词,在逻辑上属于三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很容易在我们的意识中与同一个对象联系起来,从而当我们分述教育目的、教育任务以及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时,会遇到思维上的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有明确论述的,而我们相信这些概念在他的教育论述体系中必然有各自明确的内涵,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在学理上区分各个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我们一定能把一些看似纠缠不清的概念阐释清楚。约翰·杜威说过,“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是它自身的目的。”“教育本身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 正是这样的判断,让我们判定杜威是一个“教育无目的”论者,这显然是对杜威教育目的认识的误解,应该说杜威“所否定的是教育的一般的、抽象的目的,而他所提倡的教育目的实际上是指每一次具体教育活动的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纯粹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教育目的认识上的区别。然而,真正的教育家从来就不是脱离社会的教育专家。如果杜威真的以为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之外没有目的,那他的教育思想也不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改良社会的目的一直潜伏在杜威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中,只是杜威巧妙地将其‘改造社会’的教育目的与‘教育除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教育目的融合在一起了”。

习近平总书记是总揽全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所论述的教育,在其细微处自然通向具体的教育过程,但作为政治家,他意识中的教育则是社会系统中的教育事业。当他论及教育目的时,当然不是指“每一次具体教育活动的目的”,而是教育事业的目的,从而他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一定是与他整体的社会治理思想有机相融的。这种情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那里都是一样的,而这种情形的存在根本上是以社会整体为思考对象的,必然会把教育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子系统。进而,教育在他们的意识中虽然不乏过程细节的经验支持,但主要是一个事业概念。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社会建设思想体系中,教育亦即教育事业。那么,作为教育事业的目的,实际上就只能在教育过程之外了,而且还不是作为教育过程运行结果的“之外”,而是指向教育所在的母系统即社会。

1893年,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中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这段话说得很实际,却也反映和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我们从中不难读出教育与培养政治“接班人”和社会“建设者”的意蕴,同时也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社会的积极运动对于教育事业的结构性需求。当然,恩格斯的思考还是比较现实的,在更终极的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教育之于人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他们所处的时代,劳动分工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已经相当严重,而资产阶级的教育就是要把人训练成机器,旨在解放工人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思想领袖,在新的逻辑中把教育与人的自由发展连接了起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说: “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全面发展,那么决定他的本质的社会结构也一定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从这里出发,也可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在逻辑上有两个层次: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同时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时代高度总结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目的的认识。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减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实际上集中表达了那一时期党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发挥了明确的指导作用,就其内涵来说,明确表达了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领域的劳动者。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学校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被人们视为新的教育方针,其中虽没有言及人的发展问题,但无疑隐含着对不同层次教育目的的启发作用。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三个面向’直接针对的是教育(当然是指广义的‘大教育’),实际上意涵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更加说明了领袖人物对于教育的思考是与他们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目的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所强调的“四个服务”上。“四个服务”是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具体内容是:教育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精神与2015年1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服务’是教育方针中‘两个服务’的具体化”。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思考教育目的,很自然地像约翰·杜威一样主要关心具体教育过程的目的,甚至会认为外在的目的对于教育是一种强加,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和视域上的局限。即便从教育原理上讲,我们也知道教育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它不能成为自身之外的目的之手段,也就意味着社会对它没有强烈的需求,它自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在此意义上,教育绝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纯粹个人的志趣行为,它极其现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必然服务于它之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当那些看似外在的目的实现以后,教育工作者作为社会的有机成员同样也是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四个服务”就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学校教育自身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正如他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 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教育的直接追求当然是培养人才,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呢?在新的历史时期,当然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人才”。之所以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助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目的的认识,还需要强调一点,即他把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了起来,明确指出“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何谓使命? 原指出使的人所领受的任务和应负的责任。其中,任务是要人通过劳作最终要完成的;责任是说完成某种任务是劳作者的本分。当我们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时,就意味着教育必须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身重要的目的。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具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深刻情怀以及他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推知他认同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实也正是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次会议上引用这段话,并以此肯赞我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是现实而具体的,它总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自然也会服务于具体背景下的社会理想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教育必须融入这一历史运动的大潮,才能够不负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也才能使教育自身更富有活力。

怎样理解教育任务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容易认识到在社会整体发展中,教育只能发挥它能够发挥的职能。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一方面是说不能仅仅把教育摆在战术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在说教育之外的其他社会构成部分并不必然和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社会系统各个构成部分在社会整体发展中各自承担着自己的职责。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教育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无疑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全局思考问题的,他的思维指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必然会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对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领域进行理性分析,进而在战略层面定位每一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因而,他对教育任务的认识必然是在系统思维之下进行的,他所指出的教育的任务必然是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应该和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为了实现总体理想而进行的任务分工在教育中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任务的认识十分明确,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分析这一论断,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用“立德树人”高度凝练了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其鲜明的特征是把“立德”作为“树人”的基础和前提,充分体现了他对“德”之于“人”和“德育”之于“教育”的价值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德之于人的意义不言而喻。《论语·为政》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继续延伸也可以说“人而无德,不知其可”,从而中国文化传统尤其强调德才兼备。今天我们讲人的全面发展,其具体内容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把“立德”抽取出来加以强调呢?这充分说明他对人才的“德性”格外重视。当然,这一观念也是党的人才观在当代的自然延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党对教育认识的重要传统。

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就有了“社会主义觉悟”的明确提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也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显然合理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社会主义觉悟”在当时的形势下又一次得到重视。1982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分析教育方针的细微变化,能够发现贯穿始终的是以德为首的人的全面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有所变化的是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转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的新元素是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继承、延续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则发生了变化,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其中的新变化是明确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显然是后来“立德树人”的先在形式,而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则被转换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至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强调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把“立德树人”置于“全面发展”之上,充分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对“立德”的特殊重视,具有应时代之需的特征。

当前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国家不丢弃冷战思维,不能正确面对中国的崛起,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挑战中国,在文化价值领域也持续实施强权逻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运用中国智慧,保持战略定力,在教育问题上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仅就“立德树人”把“立德”置于首位来说,首先凸显了教育与道德的天然联系,这一认识完全符合教育的本性。《说文解字》释“育”为 “养子使作善也”,很能体现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教育思维,如果没有了对“善”的追求,教育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西汉的董仲舒曾论述过“必仁且智”,他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其中的“仁”自有其具体含义,但在抽象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为“德”的。一个人如果“智而不仁”亦即有智而无德,那他要么不能为社会所用,要么还会贻害于社会。我国的教育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然要求学校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道德放在首位,具体而言,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导给学生。在此基础上,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能使他们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有两种表达:其一是他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人才”;其二是目前已经深入人内心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一说法出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两种表达的差异主要是语境上的差异,究其实质,实际上是一个不可两分的整体意义结构。我们可以尝试统整如下:首先,教育就是要树人,但树人必先立德;其次,我们要立的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我们要树的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地说,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人才”。明确了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学校就需要围绕目的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合理组织教育资源,确立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师生关系,探索科学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可以落到实处。

“立德树人”,更具体地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际上明确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但其根本性决定了教育任务的内容仍处于比较抽象的层次,还必须将这种根本任务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让学校教育在操作的层面有所遵循。就“立德”来说,在明确“德”为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阐释;就“全面发展”来说,还需要对德智体美劳五育进行面向实践的解读;就“建设者和接班人”来说,还需要对其做科学的说明。完成了这些理性的工作,学校教育才能在认知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基础上把握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才能使教育过程顺利、高效地通向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关于“人才培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准确而生动的整体特征,反映出他为民务实的精神、关怀实践的情怀以及精准细腻的思维。

关于立什么样的德,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教师节前夕与北京市八一学校师生座谈时的讲话说起。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从中可以看到,“德”在这里不只是指狭义的道德或品德,还包括思想政治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能够展现学生积极精神风貌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优秀的人格品质。这种对“德”的认识,既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学校教育生活以至日常生活的实际,有利于学校德育的整体运筹与运作。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道德,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可以从生活整体中抽取出来的专门的道德生活。一个人的道德状况,会表现在他在不同情境中的一言一行之中,他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甚至以独立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认识生活,都存在着道德问题,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道德有了自己特殊的名称。

思想政治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学校来说,它决定着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国教育的灵魂就是其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具有正确的思想政治立场,还要通过教育者及其教育,使学生具有正确的思想政治立场。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立场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明确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时期,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这一系列思想转换为对人才的要求,其实就是我们教育培养出的人应该具有的思想政治立场。

品德亦即道德品质,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人之文明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特别重视。2018年,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仔细体会这一段话,我们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品德上升到了一个在现实世界做人的高度,集中体现在“大爱大德大情怀”上。实际上,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情境下的讲话中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刻情感,历来圣贤的优良品格和情怀是他尤为肯赞的。品德既有私德的成分,也有公德的成分,但只有凝成一个人的“大爱大德大情怀”,才算是一种做人的境界,而做人的境界在今天简直太可贵了。社会不断发展,世界文化多元,一个人能够坚持一种信念、坚定一种立场,并能在正确的方向和积极的价值观引导下形成“大爱大德大情怀”,从人生的境界上来讲不失为一种高洁和智慧。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进一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具有深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其内容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为我们描画出了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民个人应该具备的特征。具体而言,理想的国家应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因而这些特征也就是国家发展的目标;理想的社会应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因而这些特征就是社会治理的目标;理想的公民个人应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因而这些特征就是公民个人修养的目标。因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所以,与学校教育培养人直接相关的是其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理论上讲,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每一个社会化的个人都是有自己祖国的,那么作为一国之民自然必须爱自己的祖国。中国文化讲究家国情怀,内含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情感就是爱家、爱国、爱天下。敬业是对所从事事业的积极投入态度,它必先是对事业本身的忠敬,在具体的国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也是爱国情感的一种延伸。诚信与友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明,当人人能如此时,社会便文明、和谐。深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可以说理想的社会是理想的国家的外在表征,而理性的社会则是由理想的公民个人建设而成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并没有止于一般性的强调,而是深入地思考了它的最终落实。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其中提及的“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虽然是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但对于整个学校德育思维和行动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

关于树什么样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等于确立了学校要培养的人的标准,内含三个要素:一是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社会主义的;三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其中的“建设者”,是对毛泽东所讲的 “劳动者”的合理发展,两者的差异在于“劳动者”只能体现出人是劳动的主体,而“建设者”则更加凸显了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当然,要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建设者,学校教育必须通过传授知识和发展思维,使学生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硬本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行各业的建设性力量。“接班人”这一概念内含党对青少年儿童的亲切希望,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青春的必然选择。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尤其在日益复杂的当前国际形势之下,强调学校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出席了清华大学的相关活动,期间指出,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所谓“社会主义的”,是强调我们学校教育培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忠诚于社会主义中国并愿意为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是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且立场坚定,不为外力所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得上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除此之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均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表达了党的领袖个人的人文主义思想,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同时也体现了党对青少年儿童的深刻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教育,而且,他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简单地申明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对教育做战略的思考,把对教育的思考融入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谋划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瞻远瞩,对教育事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新的规划,开启了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新征程。党和政府就考试招生制度、职业教育、民族教育、教育体制机制、学前教育、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等重要问题,表达了一些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教育事业随之获得了明显改进和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个人对于教育改革胸有成竹,对于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推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9月9日,他考察了北京市八一学校,在此期间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强化责任意识,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深化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经费投入体制、考试招生及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深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人事薪酬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改革的思考具有全面、深入的整体性特征,而且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对于教育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可谓内容丰富,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突出某种具体的内容,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教育改革直接追求的目标和最终要达成的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方向的认识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教育改革直接追求的目标。在这一层次上,习近平总书记最为重视的是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一段论述虽然没有直接言及教育改革,但这种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如果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现实的教育在立德树人上、在教育的“公平而有质量”上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地,那就需要承认教育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要创造性地使教育“公平而有质量”。

教育的公平不是说要有就能有的,切实实现教育公平必然牵涉到教育投资的机制与政策,同时也与人们的教育整体发展意识有关。长期以来,在地理学意义上,我国教育的发展其短板主要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岛地区,那么政府从政策上就需要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扶持力度。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尽管场合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让孩子们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足见公平与质量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方向论述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推进教育公平主要是为教育政策的调整确立了方向,那么提高教育质量则主要是为教育过程的革新指明了直接追求的目标。这两项目标并非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教育改革总在进行,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总有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的期盼,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特征。

第二层次为教育改革间接追求的目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这一层次的目标主要体现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让人民群众满意和提升中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三个方面。应该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新时期的教育发展成就显著,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目前环境所发生的变化,都向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教育只有不断深化自身的改革,才能适应外界变化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撑。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教育资源历史积累不足,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总体条件还不是很理想,教师特别是基层教师收入总体水平不高,办学条件标准不高,教育管理水平亟待提高。”要解决这些新老问题,就必须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们的教育才会是有质量的,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才能够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立场在教育领域的体现。要真正实现这一立场,一方面需要教育工作者以至全社会成员都需要具有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坚定不断深化教育改革的信心,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人民不满意的教育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论到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有必要做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可以说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当下显现,但响亮地提出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发出的具有震撼力的声音,充分说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立场是渗透在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的,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一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呼应,表征了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统一。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教育改革还要着眼于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教育的现代化,因为只有教育自身发展起来了、现代化了,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才能够让人民满意。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那时开始中国教育就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他不仅把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改革的追求,还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建设教育强国联系起来。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他再一次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改革,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视,是党对教育发展认识的必然结果。“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要求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在此之前,教育的定位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其自身的现代化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党的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自身现代化的重视是他社会发展战略思维的有机构成,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强调教育现代化的,是为了增强教育服务社会发展战略布局能力为目的的。由此可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现代化的认识,以至对教育改革方向的认识,应是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改革认识的最新和最深刻的成果。

必须说明,习近平总书记不只是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具体而言,问题是教育改革的出发点,目标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实现对社会发展或人民诉求的回应。我们知道,坚持问题导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党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积极回应的态度体现。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习近平总书记谈论教育改革,总是直击实践中的要害问题和人民群众的重要关切,从而对现实的教育改革也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深究其理,坚持问题导向实际上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深化和具体化。有了问题导向,教育改革的目标就会明确,就能在具体的发展阶段面对、分析和解决最为迫切和最为棘手的问题,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这里就高度统一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方法论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是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立场在新时代的充分显现,不仅可以指导教育改革,也可以指导其他各项教育工作。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发展问题的特别重视。毕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都离不开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他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说道:“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认真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可以发现其中的境界高远、思想深刻和思维细腻。就思想内涵而言,这段论述不仅具有卓越政治家的整体视野,而且充分体现了教育事业的本质和价值,更在教师个人发展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为我们确立了方向、标准和范围,从而具有了教育哲学尤其是教师哲学上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时代,对教师应该提出怎样的要求,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可以提取出三个层面的认识,分别是关于教师工作本质的认识、关于“好老师”标准的认识和关于教师职业精神境界的认识。把这一系列认识置入中国共产党关于教师要求的认识历程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要求的认识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更加贴近教育内在本质的创造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他们对教师要求的认识,均能兼顾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但各自的认识风格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同志是有教师情愫的,而且也做过一段教育工作,但他对教师问题的论述多是根据具体情况表达的极具有实用性的观点。比如,他1957年3月在一次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其中就含有对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相互合作的要求。再比如他1965年8月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时指出: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其中就含有要求教师具有为学生服务的意识。邓小平同志的思维特点是务实和直击要害,真可谓要言不烦。比如,他基于具体的现实指出: “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其中也与老师善于不善于教学生、带学生有关。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出邓小平同志对教师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觉悟、教育业务能力和教育工作作风三个方面。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要求的论述,一方面继承了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又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具体表现为关于教师要求的论述等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因而在思想性和理论性上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认识。

前文已述,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要求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关于教师工作本质的认识、关于 “好老师”标准的认识和关于教师职业精神境界的认识。虽然这一方面的认识并未形成一个整体的理论文本,但考察其内在的逻辑,则能发现思想上的一致与贯通,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党对教师要求的、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用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高度概括了教师工作的本质。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树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人才特征和功能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深入阐发了树人实为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的意义,足见他完全具有了对教育的精神性和人文性的高度理论自觉。2014年5月4日,他在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的座谈中指出: “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在这里,他关注到了 “心灵”和 “智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关注到了人的生命的光华,关注到了人类灵魂的两个重要元素。实际上,只有做出这样的解读,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他所说的 “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的深刻与真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工作本质的把握,不仅具有认识上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且具有激励教师群体教育热情的力度,从而具有指导教师个人专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价值。同时,对于教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基于对教师工作本质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四有”好教师的标准,既表达了党对人民教师的殷切期望,也凝聚了当代关于教师素质的认识精华。应该说,只有 “四有”好老师,才能够有效地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从而实现教师工作的本质。什么是 “四有”好老师呢? 习近平总书记的答案是: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

理想信念如同人心灵的定海神针和前进方向,从一般意义上讲,教师是应该有事业追求和人生目标的,但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理想信念还有更高的要求。2013年9月9日,他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在信中勉励教师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实践的意义上,这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目标相关,教师因此应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在理论的意义上,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问题,教师因此应当牢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目标,牢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治理目标,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修养目标。

道德情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对于教师来说,道德情操不仅是个人修养范畴的事情,也是教育职业意义上的要求。这是因为教师不只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做学生道德上的楷模,此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经师”与 “人师”之说,一个完美的教师理应是 “经师”与 “人师”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问题上有非常明确和精辟的论述。他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已经表明德之于人、之于人的发展的特殊意义,教师须先有优良的道德情操,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光荣任务。

扎实学识是教师之为教师的基本资格,莫说没有学识的人的不能做教师,按照孔夫子的说法,记问之学也不足以为人师,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关于扎实学识,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学识的范围,但在今日时代,我们可以推知教师应具备的学识绝不仅仅限于所要传授的知识,还应具备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知识。实际上这还不算充分,当代教师在包括教育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有效的实践形成教学、教育的智慧。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胜任 “引路人”的职责。这里所说的 “引路人”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四个 “引路人”。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市八一学校的教师座谈时要求: “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实际上,我们还应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对“扎实”的强调,这一点在今天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信息的繁多、思想的多元、世俗价值的影响,很难使人沉静下来,有学识而不扎实的情形即使在教师群体中也会存在。如果教师不具有扎实学识,那教育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仁爱之心之于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爱不一定就有教育,但没有爱必然没有教育。历来的教育家强调爱的教育价值的比比皆是,即使那些没有明确表达这一思想的教育家,也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对新一代人及所传道授业的爱的情感灌注到了自己的教育过程之中。仁爱之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是生动、形象、可感的。他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说: “好老师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我们把 “平等地对待”“尊重” “理解” “包容不足” “发现长处”以及 “让所有的学生”综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有仁爱之心的老师的建构呢。

进一步说,如果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能够在一个具体的教师那里统一起来,那么 这个教师就是一个“好老师”,这样的“好老师”还必须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实践,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一个教师的教育职业境界才能够获得持续的提升。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要求的认识也没有仅限于 “四有”的素养结构,他还鼓励教师把自己的工作汇入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要求教师牢记使命、甘于奉献。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说: “希望你们牢记使命、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为祖国下一代健康成长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要求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也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对于教师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要求,不仅是专业意义上的指导,而且是人生意义上的引领。其精髓则在于要求教师在修养德性、提升能力、提高境界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教育工作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作为新时代党的领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合理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注问题、强调问题的解决,科学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的认识。他关于教育地位、教育目的、教育任务、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改革、教师要求等方面的认识,实现了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认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立场,一方面宣示了当代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为教育事业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立场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细微之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综合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主义教育立场,既是他个人卓越思维和深刻思想在教育认识上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认识经过历史的洗礼之后在当代的凝结,从而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遵循。